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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电量什么时期增长最快?

上钢信息门户网 2019-11-08 17: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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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观察网专栏作家杜建国]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过去70年的显著成就,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使中国经济陷入停滞。而要衡量工业化,发电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这70年里,中国的发电何时增长最快?换句话说,中国的电力工业和技术什么时候发展得最快最好?

从1896年到2016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发电都发生了变化,高能量在5分钟内就开始了。

首先,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中国电力工业经历了曲折。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期(大跃进之前)确实是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天气。一方面,在它成立仅一年后,它将向朝鲜派兵,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将从鸭绿江回到三八线。这将使世界刮目相看,扫除100年来中国人民因侵略和欺凌而积累的耻辱。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确实又快又好。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农业粮食产量稳步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200公斤增加到1958年的300公斤)。工业部门发展迅速。在苏联的帮助下,通过五年计划,在几年内至少启动了200个大型项目。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工业建设伟大成就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发电量从1950年的46亿英镑急剧增加到1960年的594亿英镑,十年间增长了近12倍。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旧中国的发电量低得难以想象。起点太低,只有可怜的46亿度。新中国只要建造一些相对较大的发电厂,总发电量就可以大幅增加。

辽宁发电厂于1957年开工建设

1960年,中国的发电量达到594亿度,然后开始下降。从1961年到1964年,中国的发电量分别达到480亿度、4575亿度、489亿度和559亿度。中国的发电量连续两年下降。1963年,中国的发电量开始缓慢上升。直到1965年,中国的发电量才增加到676亿度,超过了1960年。换句话说,从1960年到1965年的整整五年里,中国的发电增长几乎停滞不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跃进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1965年后,又过了十年,到1975年,发电量达到1958亿千瓦。从1960年到1975年,在1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发电量从594亿增加到1958亿,翻了一番多。这种速度不仅比1960年以前低得多,而且即使与改革后的历史时期(详见下文)相比,也不算优越。

经过以上分析和比较,对电力发展的前30年将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大跃进之前,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电力工业也是如此。

第二,大跃进给包括电力工业在内的整个中国工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从1960年到1965年,发电几乎停止了,而在1975年,它只是1960年的三倍多一点。如果中国经济在15世纪保持稳定的速度,中国的发电量在1975年肯定会超过19580亿度。钢铁和其他行业也是如此。1977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不到3000万吨。1957年原始产量达到535万吨。根据最初的计划,到1977年,产量可能接近1亿吨。不幸的是,大跃进打乱了将英国钢铁产量从15年提高到2到3年的计划。另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话题。

二.从1980年到2000年发电的增长

在分析了前30年后,让我们来看看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中国发电增长和电力工业发展的具体情况。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增长33.5倍,4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9.5%。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电力工业和发电的发展并不总是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而是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动。

“六五”期间(1980-1985年),中国发电量从1980年的3006亿英镑增加到1985年的4106.89亿英镑,年均增长6.4%。

“七五”期间(1986-1990年),发电量达到6213度,年均增长率为8.8%

“八五”期间,年发电量平均增长9.77%,1995年达到10,069亿千瓦时。

“九五”期间,2000年发电量为1355.6亿度,年增长率约为6.33%。

显然,在1980-2000年的历史时期,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电量增长并不快,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相对较快,而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可以理解为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再次放缓,并没有稳步实现“适度超前发展”。

那么中国的发电是什么时候实现快速增长的呢?这主要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

3.从2003年到2013年,发电量增长最快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十年左右的超高增长时期。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角度来看,2002年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增长,当年增长率为9.1%,2003年为10.0%,2007年为14.2%,2011年为9.6%,2012年为7.8%。

随着中国经济超高增长时期的到来,中国电力工业发展迅速,发电量大幅增加。2000年,中国发电量达到1355.6亿度,到2013年达到5436亿度,仅在13年内就增长了整整三倍。

在此期间,增长率从2003年开始显著加快,发电量在2002年达到16540亿度,2003年达到19155亿度,2013年达到5436亿度,是2002年的3.3倍。

中国电力工业的这一轮高速发展始于“电力短缺”。

在八十年代,电源经常被切断。生产和居民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九十年代后,形势逐渐好转。这一定被许多人记住了。中国最近一轮大规模电力短缺发生在2003年至2004年之间。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经济和电力需求的增长率相对较低。当时,许多人没有想到中国的经济和电力需求会很快进入超高增长时期。因此,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积极支持电力投资和建设。当时,有句俗语说“三年不建电厂”(或“三年不建火电”),导致2003年前装机容量增长缓慢。

很快,经济出乎意料地转向加速发展,电力需求急剧增加,增长率超过两位数。此时,由于前几年投资减少,电力供应短缺,导致2003年至2004年全国“电力短缺”。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限电无处不在,影响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为了应对大规模的电力短缺,中国大幅增加了电力投资。装机容量迅速扩大,发电量也迅速增加。经过几年惊人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发电量为4207.1亿千瓦时,超过(至少相当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仅在10年前,即2000年,中国发电量仅为美国发电量的三分之一。大约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发现,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电力工业或中国发电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和增长高于大跃进以来的任何历史时期,包括1980-2000年。

1960年,中国发电量为594千瓦时,直到1978年达到2565亿千瓦时,增长了三倍,历时18年。

1980年,发电量为3006亿千瓦时,而1999年,发电量为12331亿千瓦时,增长了三倍,历时19年。

新世纪只花了13年时间,从2000年的1355.6亿度上升到2013年的5436亿度,这是一个更高的基础。

自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发电增速也有所下降。其中,2015年的增长率最低,略高于2014年,一些统计数据甚至认为当年的发电量为负增长。当年,铁路货运量和进出口总额也出现负增长,与发电量增长缓慢相匹配。

自2016年以来,中国的发电已经恢复增长。2018年,中国总装机容量接近19亿千瓦,而美国不到11亿千瓦。中国的发电量约为7000亿度,而美国的发电量约为4200亿度。中国是美国的1.7倍。然而,中国的人均发电量刚刚达到5000度,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二,仍有大幅增长的空间。

2019年4月12日,国家电网江苏省苏州市电力研究所利用自主研发的“电网神器”——UHV变压器移动测试车,成功完成了苏通吉尔电站隧道工程电压互感器的测量和交接测试。照片来源@ vision china

四、中国电力工业技术“跨越式发展”

2003年后,中国电力工业不仅发电量大幅增长,而且电力技术和相关设备制造业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追赶者提升到领导者。

2003年后的大规模电力投资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升级。

在火电方面,中国已经决定推出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电机组——超超临界兆瓦机组。最早的超超临界100万机组于2004年投资,2006年分别在华能玉环电厂和华电邹县电厂投入运行。2008年,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的两台机组投入运行,创下了供电用煤最低消耗量的世界纪录(指发电厂每次向电网送电消耗的标准煤量)。从那以后,这一记录一直被不断地刷新。2015年,供电用煤的平均消耗量为274克/度。(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公司创下煤炭消费新世界纪录,人民日报,2015年9月19日)

到2016年底,中国将有近100万台超超临界机组投入运行。

从2008年至今,中国火电机组一直保持并不断刷新着世界供电煤耗记录。2017年,两个刚刚建成投产并采用最新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技术的中国火电机组,其中华能山东莱芜电厂7号纯冷凝机组供电用煤271.02克/度,国电泰州电厂供热机组供电用煤264.95克/度。

2019年4月下旬,由上海海外三期(神能科技)技术支持的华润电力曹妃甸电厂二期百万千瓦超超临界3号机组将投入运行。该机组设计的供电煤耗小于263克/千瓦时,是世界上能耗最低的火电机组。

中国的火电机组不仅在节能方面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在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目前,我国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正在全面实现超低排放的目标,接近或达到天然气发电的排放标准,从而使这部分火电行业脱下了高污染的标签。

在此期间,中国还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100万千瓦空冷火电机组(即电厂以风代水冷却,节水效果显著)和60万千瓦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与发电技术同步,中国电网技术也取得了飞跃,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建设了UHV商业电网。

在水电领域,三峡大坝建成后,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中国在水电站建设、运行技术和水电设备制造技术方面迅速位居世界第一。溪洛渡水电站和向家坝水电站分别建于2005年和2008年。目前正在建设的白鹤滩水电站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安装兆瓦级水轮发电机组的水电站,该机组也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在核能领域,中国的进步同样惊人。通过与法国和美国的合作,中国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目前,中国至少掌握了三种第三代核电技术,即纯国产的华龙一号、与法国合作的epr和与美国合作的cap1400。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之相比),并成为唯一一个开放第四代核电站的国家。

广西防城港核电二期华龙一号示范工程3号机组。照片来源@ vision china

进入21世纪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技术发展迅速。尽管中国在这些领域起步较晚,但在短短几年内,随着“电力大跃进”,它已经赶上了西方,现在处于领先地位。

经过2003-2013年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投资,中国电力工业实现了从赶超到领先的跨越式发展。

这一时期电力工业发展迅速,质量良好。

速度和质量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和对立的。

不幸的是,中国舆论——媒体和经济界——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历史时期的巨大进步。相反,他们轻率地用一系列标签来标记这一时期的发展,如“没有质量的速度”、“广泛而低效的投资促进”和“缺乏创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降低增长率,经济质量才能提高,才能影响到实践。

在我看来,速度与质量、投资与技术进步、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对立的观点经不起逻辑审视和实践检验。

如前所述,在新世纪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火电从以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为代表的世界中等水平跃升至以100万千瓦火电机组为代表的世界先进水平,能耗和排放量均大幅降低。怎么能说只有速度没有质量呢?

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并不存在,而是抽象地完成的。它需要特定的运营商。只有通过投资,才能安装最先进的设备,实现技术进步。在新世纪,通过大规模投资,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实现了新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因此,反对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现实。

只有在大规模的投资和生产建设活动中,技术和创新才能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投资,那么中国的工程师和工人将失去使世界先进技术在实践中达到更高水平的机会,从而主宰世界。例如,超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的大规模投资将使上海外高桥第三电厂的工程师和工人依靠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改善整个机组的结构,获得世界上最好的电力供应和煤耗。另一个例子是,如果没有对马尚水电站的大规模投资,中国将停止70万千瓦的水轮机技术,无法率先掌握世界上100万千瓦的水轮机技术。

不仅在电力部门如此,在其他部门也是如此。

例如,中国今天引以为豪的高速铁路技术无疑是速度和质量、投资和创新相结合和互补的典范。

今天,中国在5g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已经在世界上得到公认。中国的通信技术取得了今天的辉煌,它也是在前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起来的。本世纪初,中国决定推出自己的标准3g技术td-scdma。经过多年的研发,中国终于在2009年投资商业运营。随后,4g标准TD-LTE的研发不间断地开始,大规模的投资和运营始于2013年,建设了全球最大的4g网络。

此外,从3g td-scdma开始,到4g TD-LTE,再到今天的5g(全球领先),中国移动通信标准的研发遵循了与美国和欧洲不同的技术路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创新。

通信领域的实践也证明,速度与质量、投资与创新是一体的、互补的、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分离、相互对立、有你有我。

其他领域或其他行业基本上都是如此。它们中的大多数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技术升级,达到了世界先进甚至领先水平。我不会在这里重复。

高经济增长、高投资增长和高技术进步是同时集成和实现的。不存在经济快速增长、投资高速增长和技术进步缓慢的现象。高质量只能在高速下实现,不能在低速下实现。

六、我个人的具体经历

我如何发现中国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同时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关键事实?

这需要从2008年开始,当时我作为《绿叶》杂志的编辑去了环境保护部,正好赶上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谈判前夕,节能减排是中国乃至世界舆论最关心的话题,我们的杂志也不例外。

当时,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排放大国,技术落后,能源消耗效率低下。只有在西方的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下,中国才能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我一开始也认识到了这种流行的共识,但随着我在工作中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信息,我慢慢发现中国的能源和电力技术并不像舆论想象的那样落后,各种耗能行业的效率也不低。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的技术优势不是很大,甚至更遥不可及。例如,我注意到中国当时大规模发射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的水电建设似乎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在太阳能和风能的新兴领域,中国也在迅速赶上西方。

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脱节和矛盾。这是怎么回事?中国仍然是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吗?在这方面,我特别组织了一次选题,邀请了中国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分析和解读概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当时,一些专家对我表达了同样的怀疑。然而,没有人愿意直接触及这个话题,更不用说敢说中国的技术不再落后于西方,甚至不再赶上西方。最后,只有一位主要能源消费国水泥行业的负责人接受了这份草案,并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水泥行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步调一致,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待。

随着越来越多的相关信息,到了2011年和2012年,我终于形成了这种观点,并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中国工业科技的进步被低估了,中国已经告别了“8亿件航空客机衬衫”的时代,甚至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总的来说,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是粗放和低效的,而是既有速度又有质量。

这一观点在2013年的“中国的高增长并不广泛和低效”等文章中得到了更系统的阐述。

七.结论

在过去的70年里,中国经济无疑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经历了许多波折。本来,面对如此丰富的实践经验,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做出相应的理论贡献,但不幸的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媒体和经济学家)的理解跟不上中国经济实践的步伐,也没能总结、提炼和升华中国成功的经验,进而帮助和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仅未能做出积极贡献,中国知识界(主流)也低估了21世纪超高经济增长的意义,低估了这一时期同时取得的技术进步,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舆论,否认速度和规模与质量,否认投资与创新,误导和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受到“速度和质量对立”的影响。打破这种束缚,重建“速度与质量统一观”是当务之急。

这篇文章是Observer.com的独家手稿。未经授权不得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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