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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n跟ag 孙卫国: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上钢信息门户网 2020-01-11 14: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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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n跟ag 孙卫国: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bbin跟ag,朝鲜半岛是古代中华世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唐、宋至明、清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藩国, 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朝鲜作为儒教国家, 儒家正统观对其影响甚大, 而这种正统观对中朝关系的影响亦至深至大。朝鲜半岛上的历代王朝如新罗(前57—935)、高丽(918—1392)、朝鲜王朝(1392 —1910)尽管都是中国的藩国, 但不同的时代, 对中国不同的王朝, 在文化心态上却又迥然不同。朝鲜秉持传统的中华正统观作为与中国交往的原则, 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态,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来研究中朝关系史的学者, 虽偶有注意此问题, 但鲜加详细探讨, 故有系统探究之必要。

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都以事大为原则, 向来研究者都将明、清两朝中朝关系史看成一个整体,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制度形态。形式上, 朝鲜是明、清两朝最为恭顺的藩国, 并无不同, 但仔细考察, 情形却大不一样。明朝对朝鲜, 洪、永时期, 索处女、索火者, 后来又屡索贡物, 但朝鲜不厌其烦;派往朝鲜的使者不是宦官, 就是六七品的行人、给事中一类的中小官吏, 很少派三品以上的大臣出使;对于《明会典》所记载的李成桂宗系之误, 从永乐年间开始, 朝鲜就请求更正, 但直至万历年间《明会典》重修时, 方才改正, 其间历时二百余年。但朝鲜对明朝却心悦诚服。清朝对朝鲜, 入关以后就一再施恩, 岁贡一减再减, 除多尔衮曾要求朝鲜进贡过妃子外, 鲜有求索;派往朝鲜的使臣皆是三品以上的满洲大员, 而且严加管束。但朝鲜始终心存疑忌, 一直视其为“夷” 、“虏” , 祭祀明太祖、神宗和崇祯皇帝的大报坛二百余年间烟火一直不绝。之所以如此, 根源就在朝鲜秉持以春秋义理为核心的中华正统观, 这种正统观决定了其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是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面对作为中华正统的明朝, 朝鲜有很强的认同感, 以“ 小中华” 自居, 大讲慕华, 恭行事大。满洲以边鄙“胡人”取代明朝, 入主中原, 对秉持程朱义理观的朝鲜来说,这是华夷变态、本末倒置、天地不容之事, 此时的慕华即转变为尊华, 尊王攘夷的春秋义理观甚嚣尘上, 遂极力崇明, 大讲尊周思明。 尊周即尊明, 尊明即是尊华。在整个清韩交往的近三百年中(1637 —1910), 这种思想始终存在, 影响深远。本文将探讨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为我们重新检视朝鲜与明、清宗藩关系提供另一视角。

一 宋时烈确立朝鲜尊明贬清之理论原则

朝鲜之尊明贬清问题, 实质上就是正统论问题。古今中外, 正统论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则“是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政府及其学者达两千年的核心观念”[ 1] (朱维铮序, p1)。正如饶宗颐先生所指出的, 传统中国正统论的理论依据,一为邹衍的五德运转说;一为《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 1] (p74 ~ 75)但是朝鲜历史上对正统论并不像中国那样重视, 因为它处于藩国地位, 其王朝的正统性来源于宗主国中国王朝的确认。历史上, 朝鲜的正统论者以中国所认同的正统观作为标准, 而很少专门讨论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 关注的只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问题。高丽王朝时期, 面对作为中华的宋以及“非中华”的辽、金、元, 较之以前, 对正统问题相对重视起来。朝鲜王朝在1637 年臣服清朝, 尤其是1644 年明、清更替之后, 由于以程朱理学立国, 正统论问题直接关系到朝鲜王朝的定位与自我认同问题, 正统问题遂引起举国上下的极大关注。按照传统, 既然是清朝的藩国, 其正统性就应该来源于清朝的册封, 但朝鲜秉持春秋义理观, 把清朝视为夷狄,无法认同清朝的正统性, 于是他们就只能强化与明朝的关系, 以解决其现实与政治中的正统问题。而朱熹的思想则是朝鲜儒学界倡导尊周思明、尊明贬清的理论武器, 也是其正统论的理论依据。

朱熹理学最早是13 世纪末传入朝鲜半岛的。当时高丽大儒安从元朝带回新刊的朱熹《四书集注》并以之授徒, 朱熹理学就这样逐渐传播开来。14 世纪中叶, 程朱理学有了一定规模, 出现了像郑梦周这样的理学大师。1392 年, 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以后, 政治上, 将朱熹思想奉为指导思想、治国的指导方略;哲学思想上, 亦以朱熹思想为本源, 不久就形成了朝鲜颇具特色的性理学。李(退溪)(1501 —1570)、李珥(栗谷)(1536 —1584)为集大成者。李退溪有鉴于《朱文正公文集》“闳博无涯” , 乃以毕生精力, 编成《朱子书节要》。该书集朱子思想之精髓, 成为朱子道学的入门书籍, 对朱子学说在朝鲜的传播与普及起了很大作用。[ 2] (p452~ 458)明清更替之际, 朱熹思想早已深入人心, 朱熹对正统论的认识也成为朝鲜正统论的思想源泉。

朱熹对正统论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实中的尊中华、攘夷狄、复仇雪耻, 高举华夷之别的大旗。朱熹所处的时代———南宋, 经常面临着女真的威胁, 他遂主张抗金图强, 其思想中攘夷观念十分强烈。二是法《春秋》、立纲常的史学正统观, 他以春秋大一统观评判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 强调纲常名教, 宣扬君臣义理、三纲五常。尹起莘论之曰:“是书之作, 其大经大法, 入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 褒名节而黜邪佞, 贵中国而贱夷狄, 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 真所谓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极, 为先圣继绝学, 为后世开太平者也。”[ 3] (卷首下, p31)因而立纲常、扶名教是其基本特色, 其所定下之纲常伦理影响深远。朱熹《资治通鉴纲目》首明正统。中国历史上的王朝, 在朱熹看来, 能称得上具有正统的王朝除三代以外, 就只有周、秦、汉、晋、隋、唐六个朝代, 其他如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等, 都不具正统, 故三国时, 不用曹魏而依蜀汉, 以批驳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的做法。分裂时期若周秦、秦汉、汉晋、晋隋、隋唐之间的朝代及五代, 朱熹将其归于无统。天下大乱, 列国纷争, 故此无统。此外, 尚有列国、篡贼、僭国、不成君等类别, 意在明正统、斥篡逆、立纲常、扶名教。朱熹认定的有正统地位的王朝具有两个特点:其一, 乃汉族建立的王朝, 没有异族建立的王朝, 若南北朝时期之五胡十六国, 皆入无统之列, 以体现其华夷有别的观念;其二, 皆为大一统政权, 入统中原, 领有全国, 而且有相当长的稳定期, 这是大一统观点相当重要的原则。朝鲜尊明贬清的正统论依从朱熹的论断。当时最为重要的代表就是宋时烈(1607 —1689)。宋时列一生历仕朝鲜仁祖、孝宗、显宗、肃宗四朝。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多事之秋, 见证了清朝两次出兵把朝鲜由明朝藩属变成清朝藩属的过程。于是他应时而起, 将朱熹的正统观念内化为朝鲜尊明贬清的理论原则, 成为朝鲜尊明贬清理论的奠基者。

宋时烈, 字英甫, 恩津人。容貌魁伟, 气象尊重, “ 拱手默坐, 望之可畏, 真所谓泰山乔岳”[ 4] (第115册, p233)。1633 年, 宋时烈中生员试, 任职敬陵参奉, 1635 年即被任命为凤林大君的老师。1636 年, 仁祖被清太宗围困于南汉山城之际, 宋时烈正随侍于仁祖左右。次年清与朝鲜签订南汉山城和约, 朝鲜无条件接受清朝的条约, 成为清朝的藩国。宋时烈深感屈辱, 遂辞职归乡, 隐居不仕。1649 年, 凤林大君登基为孝宗, 当即征用宋时烈。凤林大君自1637 年以后, 就作为人质, 质居清朝的沈阳、北京, 1645 年才回到朝鲜。八年的人质生涯使他对清朝萌生刻骨的仇恨。登基以后, 与宋时烈等积极谋划北伐事宜, 希图北伐清朝, 恢复明朝。不久, 清朝有所感知, 马上派使臣前往查问, 孝宗被迫将宋时烈等斥和义理派人士放归山林, 以后数年内不敢轻举妄动。孝宗九年(1658)宋时烈方再获重用, 出任赞善。后升任吏曹判书, 又与孝宗谋求北伐。但大计未成, 孝宗先崩。宋时烈遂将尊明反清的大旗高高举起, 即便后来仕途上屡受挫折, 但宣扬尊明贬清的义理思想则几十年如一日, 毫不松懈。综观宋时烈尊明贬清的思想, 有以下几个原则:

其一, 学宗朱子, 义秉《春秋》。朝鲜儒士韩元震评价宋时烈思想说:“学宗朱子, 义秉《春秋》, 崇节义, 辟邪说。以不负孝庙明天礼、正人心之托,民到于今赖之, 事业之盛, 莫或尚之矣。”[ 4] (第115册, p587~ 588)“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道” ,更为朝鲜尊周思明、尊明贬清确立指导思想, 是宋时烈思想之核心。

宋时烈门人将其比附于孔子和朱子, 以为其时代亦有相类似者。在他们看来, 孔子生于周末,朱子生于宋末, 宋子生于明末, 皆是大乱之世, 故而需要圣人指导:“三夫子之生, 天意最不偶然。周室东迁, 不可以不生孔子。宋室南渡,不可以不生朱子。大明没于腥膻,不可以不生宋子。”[ 4] (第111册, p88)朝鲜人以为, 孔子所处之时代,周室尚存, 桓文之世未远, 诸夏保有衣裳, 先王遗风尚存。朱子所在之南宋, 虽然中原已非华夏所有, 宋代偏安东南, 甘为仇戎之臣妾。然东南一隅, 尚存华夏。而宋时烈所处明清之际, “帝社既屋, 三皇被弑, 天地全幅皆为彼有” , 较之孔子和朱子所处的时代, 形势更为严峻。当时乃是“道学亡而莫之救, 异端兴而莫之辟” , “春秋日月之义无地可讲”的时代, 在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时代里, 独存“中华余脉”的朝鲜却国小力弱,“将相顽蠢, 党习成痼, 邪说横流” , “ 有宋朱夫子奋起于洙泗之后, 倡明大一统之义” , [ 5] (p285)真是“朝鲜的幸事、百姓之福分” 。宋时烈以“天地之心为心, 孔朱之事自任” , [ 4] (第111册, p89)倡导尊王攘夷、尊周思明, 从而使孔子之心法得以传, 朱子之声教得以兴。在朝鲜儒学界看来, 宋时烈乃上承孔子、朱子, 在明清更替的时代里, 担负起了孔子、朱子所曾担负的重任, 倡导尊王攘夷的大一统观念。大讲尊周, 讲求春秋义理, 高举华夷之辨的正统观, 构成了宋时烈思想的主体。

宋时烈毕生读朱子著作, 处处以朱子的言行为根据, “言必称朱子” 。他对孝宗说:“古圣之言,或以时势异宜而有不能行者, 至于朱子, 则时势甚近, 且其所遭之时与今日正相似, 故臣以为其言一一皆可行也。”[ 6] (p143)他对朱熹推崇备至, “臣少读朱子书, 每以为尧、舜、孔、孟之道尽在是矣”[ 4] (第108册, p214)。孔孟之道皆纳于朱子书中, 而朱子所处的时代又与其所处的时代相似, 因而他的正统思想完全出自朱熹, 甚至他给孝宗所上的两个奏折《己丑封事》、《丁酉封事》几乎完全袭用朱熹的《己酉拟上封事》和《戊中封事》。他认为读孔子著作而不读朱熹著作是无法深入了解孔子学说的, 也不可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说:“言言皆是者, 朱子也;事事皆是者, 朱子也。故已经乎朱子言行者, 决履行之, 而未尝疑也。”[ 4] (第115册, p483)正因为宋时烈对朱熹极其佩服,对朱熹处处依从, 所以正祖称赞道:“我东之宋先正, 即宋之朱夫子也。”[ 5] (p285)宋时烈通过对朱熹学说的全面、系统的学习, 理解和接受了以孔子为创始者的儒学。他的正统观正是通过对朱熹思想

的进一步阐释而形成的。

其二, 尊周以崇明。宋时烈对“华”“夷”有强烈的爱憎情感, 强调“中国当尊, 夷狄可丑” 。曰:

孔子作《春秋》, 以明大一统之义于天下后世, 凡有血气之类, 莫不知中国之当尊, 夷狄之可丑矣。朱子又推人伦、极天理, 以明雪耻之义。… …其曰:君父之仇, 不与共戴天者, 乃天之所覆, 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 发于至痛, 不能自已之同情, 而非出于— 己之私也。[ 4] (第108册, p199 ~ 200)

在宋时烈看来, 明朝是中华, 清朝是夷狄, 理应尊明贬清。他强调三纲五常、华夷有别, 是其尊周思想的理论基础, 以为“三纲五常, 天理人伦之大体,于此有缺, 则国不可为国, 人不得为人”[ 4] (第108册, p200)。在宋时烈看来, 明之于朝鲜, 义则君臣, 恩如父子:

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 文忠公郑梦周首建大义, 辨夷夏、阴阳之分, 背胡元而事真主。至于我太祖大王开国, 高皇帝视同内服, 恩礼周渥。我太祖大王, 忠贞恪勤, 如子事父。[ 4] (第108册, p391)

他认为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如同君臣父子, 朝鲜应始终如一地忠诚于明朝。同时他又强调壬辰战争明朝的再造之恩:“至于壬辰之变, 受报酬勤, 宗社亡而复存, 生民死而复生, 环东土数千里, 一草一木, 何莫非帝德之所濡哉?”[ 4] (第108册, p391)明朝对朝鲜既有君臣之义, 又有再造之恩, 义则君臣, 恩犹父子, 故而朝鲜在明朝灭亡以后, 历代国王皆应感恩思报, 从而强调对明朝感恩之重要。曰:

是故, 我宣祖大王益罄忠诚, 手写“再造藩邦” 四大字, 以寓睿志矣。不幸丙、丁之变, 国势萎弱, 将相驽劣, 至有三田之举, 可胜痛哉! 然而仁祖大王诚意笃, 每于皇朝庆节, 独诣后园, 痛泣拜跪。二三大臣, 亦密伸私义, 以受皇朝嘉奖。宗社之至今扶持者, 实赖于斯矣。[ 4] (第108册, p391)

宋时烈对尊周的现实意义亦进行了阐述, 以为尊周思明正是关涉纲常伦理之事, 是朝鲜立国之本,应大加宣扬, 因为“君上者, 臣民之所视效。自君上而尚义理、正伦常, 则忠君事长之义明, 而虽至危急之际, 犹能固结而不解, 观于宋之崖山可见矣”[ 4] (第108册, p391)。这道出了朝鲜尊周思明的根源所在, 也说明了尊周思明超越朝鲜党派斗争的根源。因为尊周思明实有关于纲常伦理, 关系到朝鲜立国的根本原则, 故上有肃宗建大报坛, 下有儒林建万东庙、明遗民后裔建大统庙, 以崇祀明朝皇帝, 尊周思明成为朝鲜上至国王、朝廷大臣, 下至儒生、处士坚守的信仰。因为清朝已经将中华的中心变成了“腥膻”之地, 虽然表面上朝鲜依然是清朝的藩国, 但是朝鲜却无法认同清朝的正统地位, 只能以尊周思明来强化与明朝的关系, 以求解决现实中的正统危机, 故而宋时烈将其看做是纲常根本。

中国儒家的华夷观概而言之, 有三点核心内容, 即夷夏有别、内诸夏而外夷狄、用夏变夷, 宋时烈对此并不完全赞同。宋时烈对于自孟子以来而为元朝许衡所大加倡导的“用夏变夷”的观点提出了强烈批评。许衡(1209 —1281), 字仲平, 元代理学家, 以教学为业, 讲学授徒, 中统元年(1260), 忽必烈召许衡北上, 掌国子学, 最后官至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 领太史院事, 教授蒙古勋贵及百官子弟道学, 奠定了元朝国子学的基础, 并阐扬程朱学说, 使朱熹学说在元朝定于一尊, 但他尽量抹杀程朱理学华夷观的影响, 以辽、金、元为正统王朝。在整个朝鲜后期, 许衡的这一论断成为朝鲜儒生们讨论正统论的反面典型, 一直受到批判。宋时烈即批评道:

《春秋》以至《纲目》, 一主于大一统。盖大统不明, 则人道乖乱;人道乖乱, 则国随以亡。我国自丙、丁以后, 人心渐晦, 以伪为真, 以僭为正者多矣。若复十数年后, 则正统之说当不闻于缙绅间。此盖由许衡, 以近世儒者失身胡元, 乃以帝尧大统, 接之女真, 且于辽、金称大, 而以列国待宋。正犹入鲍肆而不闻臭, 遂以丑差之论, 倡于天下。而后人藉此为重, 甚可羞也。[ 4] (第108册, p208 ~ 209)

宋时烈认为许衡不当以帝尧大统接之女真并尊辽、金正统而贬抑宋朝大统。他对当时朝鲜人不求春秋正统观念的现状深表忧虑, 于是以倡导春秋正统为己任, 以图唤醒世人, 使之能一遵中华大统。

其三, 攘夷以贬清。宋时烈对清朝的认识, 有几个层面:首先把清朝看成是夷狄、虏, 这是最基本的观念。进而认为与清朝有不共戴天之仇, 称“此虏者, 君父之大仇, 不忍共戴一天, 蓄憾积怨,忍痛含冤” 。“君父之仇, 不与共戴天者, 乃天之所覆, 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 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 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 。[ 4] (第108册, p200)所以, 孝宗年间他积极谋划北伐复仇之事, 与孝宗提出, “期以五年、七年, 以至于十年、二十年而不解, 观吾力之强弱, 观彼势之盛衰”[ 6] (p138)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北伐未有行动, 而孝宗先崩。后来, 宋时烈常常以孝宗之志为己志,多次向肃宗提出:“臣以继述之义勉殿下者, 欲遵述先王之志事也。”[ 4] (第115册, p288)

复仇与雪耻相比较, 宋时烈认为雪耻更为重要。对中国而言, “大明亡于流贼, 非亡于虏也” 。大明虽亡于流贼, 而永历政权则是清朝所灭, “盖夺取中国之地, 左衽中国之民, 非仇而何? 况闻弘光皇帝被戮于虏云, 则复仇之义为主而重矣” 。[ 4] (第115册, p565~ 566)宋时烈门人崔慎等皆以为大明复仇为大义, 而宋时烈却认为, “春秋大义, 夷狄而不得入中国, 禽兽而不得伦于人类, 为第一义;为明复仇, 为第二义”[ 4] (第115册, p569)。首要的还是宣讲《春秋》大义, 提倡尊王攘夷, 从而确立正统观念, 为明朝复仇反为其次, 可见其尊周的实质重在正统。宋时烈临终之际, 遗言众弟子曰:“学问当主朱子, 事业则以孝庙所欲为之志为主。我国国小力弱, 虽不能有所为, 常以`忍痛含冤、迫不得已' 八字存诸胸中, 同志之人传授, 不失可也。”[ 4] (第115册, p446)宋时烈对明朝有深厚的感情, 闻知崇祯皇帝身殉社稷, 则举哀于家。后来, 永历皇帝被吴三桂弑于昆明, 宋时烈“闻永历皇帝屈辱于虏, 失声痛哭曰:`天下事无复可望矣!' 天定如此,孝庙安得不遽失遐龄也”[ 4] (第115册, p282)。可见, 宋时烈对明朝灭亡有切肤之痛, 对清朝则有满腔的仇恨, 故而大肆宣扬尊明贬清的观念。

总之, 宋时烈的尊周观一本于朱子, 强调华夷观, 尤其重视明朝的恩德, 极端贬斥清朝, 他深知尊周思想关系到纲常伦理, 也是朝鲜立国的基础,故而不遗余力地宣扬。在朝鲜性理学史上, 宋时烈仅次于李和李珥, 是朝鲜中后期最为重要的性理学大师。在朝鲜儒学思想史上, 他是惟一以“子”相称的思想家, 被称为宋子。而为明朝皇帝设坛祭祀, 宋时烈也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宋时烈依据朱熹的正统思想, 奠定了以尊明贬清为

基本原则的尊周思想, 成为朝鲜尊周思明的理论指导, 为历代义理派思想家继承和弘扬。

二 朝鲜王朝其他儒士所宣扬的正统观

朝鲜王朝尊明贬清问题的实质表现就是关注明、清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但是朝鲜王朝儒士从理论上对正统论进行系统论述的文章并不多, 即便像宋时烈也未有专文探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地位。进入朝鲜后期, 18 、19 世纪的儒学大师成海应(1760 —1839)、金平默(1805 —1882)、柳重教(1832 —1893)则都有专文论述正统论问题。但他们基本上是依从朱熹与宋时烈的观点, 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正统地位进行了讨论。

成海应是朝鲜英祖、正祖时期(1724 —1800)极力倡导尊周思明的儒家代表人物, 他对明朝所予之恩德极为看重, 自然就极力强调明朝的正统地位。他论道:“我之所授号者, 皇朝之赐也;所履者, 皇朝之封也;所仪章而临者, 皇朝之制也, 无往而非皇朝之物也。”[ 7] (第二册, p304)在成海应看来,朝鲜从朝号到领土, 从仪章制度到衣着服饰全是明朝所赐之物。而明朝壬辰战争出兵拯救之恩,更是朝鲜永世不能忘之恩。他说:“天子再兴师救属国, 竭登莱之粟, 疲江浙之士, 屏逐倭寇, 奠吾民于衽席之上。”而崇祯丙、丁之际(1636 —1637), 内乱频盈, 局势不稳, 仍然指令登莱巡抚颜继祖率水师救援朝鲜, “此天下之至恩” 。明朝对朝鲜有此至恩, 朝鲜却不能报答万一, 反而为清朝所驱, 入皮岛, 入锦州, 助清人攻明朝, “ 此又天下之至痛” 。[ 7] (第一册, p46)朝鲜处此尴尬境地, 惟有推崇明朝, 确立尊周思明之理念, 方为正道。故成海应对明朝之正统地位极端推崇, 在他看来, 明朝正统地位于中国王朝中是最无争议的。成海应在其《正统论》中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进行了分析, 认为春秋以来, 得天下之正统者, 惟汉、唐、宋、明四朝。四朝之中, 又以唐高祖乃篡夺隋位、宋太祖陈桥兵变乃夺周之位, 皆非正途,“得天下而无纰议, 人戴之如三代之盛, 唯汉与明也。皇明之世, 闺门正于上, 权柄不移于下, 将帅不敢恣, 直士奋舌强谏, 朝廷清明, 纯粹比汉又过之” 。在他看来, 惟有汉、明乃是得天下最为正当的, 较之汉朝, 明朝又胜一筹。汉代以后, “由中华而君人者, 唯魏、晋、宋、齐、梁、陈、隋” , 但诸朝皆是篡夺而来, 故谓之“不正” 。成海应认为中国历史上, 明朝是惟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 “自三代以来, 居天下之正者,皇明也;合天下之统者, 亦皇明也。夫正统者有名有实者也” 。成海应把明朝看成是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以来惟一有名有实的正统王朝, 故南明时, “皇明虽残破, 然弘光皇帝在南都, 则正统在南都;隆武皇帝在福州, 则正统在福州;永历皇帝在桂林、在缅甸, 则正统在桂林、在缅甸者, 天下之正义也。永历皇帝崩, 正统于是乎绝矣” 。[ 7] (第二册, p305)成海应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逐一分析后, 只认为汉朝、明朝为正统王朝, 对其他王朝皆有微辞, 即便汉朝亦以为不如明朝, 意在强调明朝的中华正统性质。而强调明朝的正统地位, 意在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批评清人破坏了几千年来的中华衣冠制度, 因为衣冠制度乃是“布文章、正等位、秩上下、裨贵贱者, 唯是物耳” , 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正统的表征, 但清朝却“辫发左衽, 服马蹄袖, 戴绒帽为犬羊之服” ,“不宁惟是, 且坏尧舜以来上衣下裳之制, 使天下泯然皆为臊羯,莫克自异, 天下之变极矣, 若是者, 可谓正统之归乎?”[ 7] (第二册, p306)

由此可见, 成海应对正统论的论述意在尊明贬清, 强调明朝的正统性, 表明明朝在朝鲜人心目中至尊无上的地位。成海应乃极端宣扬尊周思明的代表人物, 其正统观有相当的代表性, 实际上是从正统论的角度论述了朝鲜尊周思明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为朝鲜尊明贬清提供更为可信的理论基础。因此他对正统论的论述也只是关注明朝而忽视对其他中国王朝公正与合理的评价。换句话说, 成海应关注的正统论问题, 并不在于历史上王朝的正统与否, 只是为他宣扬明朝的正统性做铺垫。

金平默(1819 —1891), 号重庵, 朝鲜王朝后期重要的性理学家, 编过《朝宗岩志》, 宣扬思明尊周的春秋义理。他继承和弘扬了宋时烈的尊周思想, 对宋时烈极为推崇, 特撰《尤庵先生事实记》,对宋时烈一生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引用友人柳稚程的话称赞宋时烈道:“上古道在于上, 而成天下之治, 唐尧其首也;中世道在于下, 而开万世之治,孔子其首也;下代上下无道, 中原以上陆沉, 而道在于外国, 以当地底之阳德, 实与尧、孔并立而为三。”[ 6] (p89)把宋时烈看成是承继尧、孔之后的第一人, 称颂无以复加。他的正统思想体现在《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附录》中。《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是李恒老主编, 由其弟子金平默、柳重教最后完成的。该书是一部贯彻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正统思想的代表作。该书的《附录》和《发明》中分别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正统观。金平默对中国历史上正统王朝的认识, 以为“唐、虞、夏、商、周之有天下, 是也;其次虽非必圣贤之君, 礼乐文物犹有中国之旧, 如秦、汉、晋、隋、唐、宋及我皇明之有天下是也。又其次僭叛割据, 三分五裂而正统之子孙犹能保守一方, 以存正统之蒸尝, 如东周、蜀汉、东晋、南宋及我明三皇帝之建号南方是也” 。对于元朝, “今元氏之主中国, 未闻用夏变夷, 脱落菱甲,涤去腥膻, 徒能窃据疆土, 肆然以令于衣冠之族,则是阴反统阳, 天地古今之变逆, 岂复有大于此哉!”[ 8] (p1381)他认定正统王朝的标准亦如朱熹, 但比朱熹更有过之, 如对偏安一隅的东周、东晋以为正统犹存, 而朱熹将其归于无统, 同时对许衡的观点提出批评。金平默关注的重心乃是元朝和南明, 以为南明存正统, 而元朝则是阴阳倒置、天地古今之逆变。而他所用的词若“菱甲” 、“腥膻” , 皆是形容动物的, 非我族类也, 在心态上即表示鄙夷。金平默论元即是论清, 因为他把元类比于清,二者没有差别。

柳重教(1832 —1893), 号省斋, 高兴人, 朝鲜王朝晚期重要的性理学家。他在《正统论》一文中, 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分为三类:一类是真正享有大一统的王朝, 如夏、商、周三代及“能一统天下, 继世传国”者;二类为“统之而不能一”也, 如偏安之蜀汉、六朝五代分治之君;三类为“ 一而不得其正” , 乃夷狄之君与篡逆之主。文中多次引用朱熹的论述作为论据, 他根据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评判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 最终目的则是论证清朝不具正统性。文章最后说:“至于所值清虏之世, 则其处之益严。国人士大夫守其义者, 举有不欲西向而坐之心, 至今三百年犹以皇明旧君为君, 以俟天下义主之兴。”[ 9] (p584)认为清朝虽已统治二三百年, 仍然不得正统。可见, 论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 意在说明清朝不具备正统地位, 这才是其讨论正统论的最终目的。

三 结论

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意在明纲常、树正统。而朝鲜学者秉承朱熹的思想, 探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地位, 主要目的在于强调明朝与南明的正统地位, 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 从而为其尊周思明提供理论根据。由上面所引几位朝鲜王朝性理学大师对正统论的论述, 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其一, 朝鲜儒林正统观的思想来源与准则皆源于朱熹的正统观, 他们都认同朱熹对正统观的认识, 甚至到了机械模仿的地步。当时朝鲜王朝有人认为朱熹称金为“夷、虏” , 而朝鲜却不以“夷、虏”称清, 对此加以批评。曰:“靖康以后, 宋称臣于金虏, 而朱子每于文字辄曰夷、虏、戎、狄, 以称臣非本怀, 而亦不掩其实也。奈何今之人, 于文字称彼, 必曰敌、曰清, 而戎虏之本称, 讳而不书。岂以丁丑下城为当然之事, 而欲为甘心臣服耶?”[ 10] (p442)

其二, 他们虽为朝鲜人, 但所讨论的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而没讨论朝鲜历史上王朝的正统问题, 这点尤值得注意, 反映出中华儒家文化圈的朝鲜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正如michael c .rogers 所指出的, 朝鲜王朝的正统性由中国王朝确认, 故他们并不关心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反而关心的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11] 这便决定了朝鲜历史上讨论正统论问题的上述特点, 基于这种认识,朝鲜确立了国内的政治秩序和统治理念。

其三, 成海应为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人,柳重教、金平默都是19 世纪的人, 但他们同两个世纪前宋时烈的思想极其相似, 都强调华夷有别、倡导尊王攘夷。从最初宋时烈以尊攘理论倡导北伐, 到金平默依然大声疾呼尊王攘夷,正是这种尊攘思想影响了有清一代清韩关系的发展。

其四, 他们都贬斥许衡, 反对“用夏变夷”的观点。“用夏变夷”观是中国儒家华夷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孟子即提出“用夏变夷, 未闻变于夷”的观点, 后来发展为“用夷礼则夷狄之, 进中国则中国之” , 成为儒家处理非汉族中央政权的重要原则。许衡弘扬了这种思想, 主张元朝承继中华大一统, 建立了大一统天下。朝鲜性理学者们对此一致否认, 并大加挞伐, 这是朝鲜最终无法接纳非汉族统治者的清朝为中华正统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否认“夷可变夏” , 不承认元朝、清朝能承继中华正统。但有意思的是, 当他们谈及自身的“华夷观”时, 则认为作为东夷的朝鲜人可以入“华” , 而且早成“小中华”了。在他们的观念中, 惟独朝鲜才实现了由“夷”变“华” , 其他任何非华族都不可能变“华” 。把握了朝鲜这样的文化心态, 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清韩宗藩关系的内在实质。

参考文献:

[ 1]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的正统论[ m]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2.

[ 2] 张立文.朱子与退溪思想的比较研究[ 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 3] 朱熹著, 乾隆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 m] .四库全书第689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986.

[ 4] 宋时烈.宋子大全[ m] .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108 ~ 115 册, 汉城:景仁文化社, 1999 .

[ 5] 正祖.弘斋全书[ m] .汉城:太学社, 1978 .

[ 6] 宋时烈.宋子大全拾遗[ m] .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116 册, 汉城:景仁文化社, 1999.

[ 7] 成海应.研经斋全集[ m] .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图书影印第十一号, 汉城: 晟社, 1982 .

[ 8] 李恒老.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 m] .堤川:大由文化社, 1998.

[ 9] 柳重教.省斋集[ m] .汉城:同文社, 1974 .

[ 10] 李宜显.陶谷集[ m] .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108 册, 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 .

[ 11] mi chael c .rogers , “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the trans-muralextension:the case of chin and koryo” , korean studies forum

(spring-summer , 1978), 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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